钱塘弄潮与宋代体育精神

据传，在战国时期，钱塘江称为“浙河”，是东南一大巨沼，西则迫江，东则薄海，不知所止，交错相过。吴王夫差赐伍子胥死后，就把他的尸体，抛到浙河里。伍子胥虽死，但豪气长存，其尸体在江中随流而兴波，朝夕既有时，动作若惊骇，声音若雷霆，波涛援而起，依潮而来往，荡激堤岸，此即钱塘江大潮了。

可是，那时却没有钱塘江“弄潮”的记录。明清两代曾有人提出“勾践始为弄潮”和“唐朝人弄潮”的说法，根据何来？笔者认为这是传说附会之言，因为在有关钱塘江潮的记录始见于典籍之后，一直到唐代，我们没有寻觅到有关“弄潮”的点滴踪迹。

北宋初期，潘阆一组回忆杭州风物的《酒泉子》词，有着这样生动的句子——

长忆观潮，满郭人争江上望。来疑沧海尽成空，万面鼓声中。

弄涛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。别来几向梦中看，梦觉尚心寒。

吴儿手拿红旗用脚踩水，在惊涛巨浪中旗尾也未沾湿，这种场景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。苏轼把这首词抄写在屏风上，石曼卿还请人画了一幅《潘阆咏潮图》。

但是弄潮者在北宋中后期，还仅仅是自发，零星的，而且它的出现遭到了严厉的斥责。治平年间，郡守蔡端明亲作《戒约弄潮文》，认为“竞作弄潮戏者”，只为“矜夸”，“永沦于泉下”，妻子孩儿去水滨痛哭，让人于心不忍，故决定：“军人百姓，辄敢弄潮，必行科罚。”

这种来自官方的阻止和批评，是出自爱护市民生命，可是惩戒弄潮本身却是不允许市民利用天赐良机进行体育运动。将此和南宋的弄潮相比，便会发现北宋在观念上要落后南宋。

过往的史家多注意临安市民骄奢淫佚的一面，人们总是把这一时代和踏青求友、采摘新荷、丹桂飘香、瑞雪飞瑶联系在一起。不错，苟且偷安的南宋贵族，大肆建造园圃宫室，苦心经营秀丽的西湖，使临安犹如一位亭亭玉立的绝色美人，淡装浓抹，描眉理鬓，更显得妖娆妩媚。然而，临安市民却也不乏粗犷豪迈之气，那就是他们愿意投身于奔腾怒吼的潮头中，把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体魄和机智当成最大快事。

临安市民往往等不到八月十八日潮头最为猛烈的这一天的到来，就成群结队去钱塘江边看潮游戏了。看潮人这等急迫，无非是因为他们尚未看到会使人毛发皆耸的那个场面：八月十八的潮景，那真是人间何事可争雄！在钱塘江潮头上的弄潮者———

弄潮者有100多位，有僧人。有儿童，个个披头散发，颇具“断发文身”潜入深海的古风。他们借着铺天盖地、既快又猛的潮头冲上来，潮头越大，他们越弄潮弄得欢，其速度，其力量，其胆魄，其惊险，比起现代世界上的冲浪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！

宋代城市的弄潮者较之现代世界的冲浪者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们一会儿用手，执大旗或小旗，一会儿用脚执红、绿清凉伞，浮在潮面，腾身百变。有弄潮者，手脚并用，执五面小旗浮潮而戏弄。现代世界的冲浪者却要借助着一叶滑板，在滔天巨浪中穿行，就其弄潮的能力来讲，空手踏板的现代冲浪，明显不如宋代弄潮自如和变化多端。

还有一些伎艺人，也跃入了潮头，在浪尖上踏混木，表演水傀儡、撮弄、水百戏等。空手驾驭潮头就很不容易了，还要迎着劈头而来的潮水作出复杂的伎艺表演，更是难上加难！

在弄潮时演出这些节目，更加激发了临安市民观潮的热情。每当八月十八日潮来前夕，临安内外，就像过节一样热闹。首先是准备弄潮者所用的旗、伞，临安专制旗、伞的市户不取分文不厌烦琐地忙碌开了。制旗分为红、绿、杂、白等诸色，大旗则分成五六幅，小旗则分成一二幅。伞制成清凉伞、小红伞、小绿伞。还有市民把竿子系满绣色缎条，作“迓子胥弄潮之戏”中眩目的用具。

戏潮已成为全城市民有组织、有规模、不可或缺的民间自觉的体育活动。在八月十八日这天，从庙子头到六和塔，绵亘30余里的江畔，布满了专为观潮扎缚起来的彩棚、看幕，连一块可以安坐的空闲地方也找不出来……

临安政府不像北宋政府那样阻止吴儿弄潮，而是因势利导，借弄潮而推助体育锻炼之波澜。皇帝与近臣这时也来观潮，而且出动近千只舟舰，从西兴、龙山两岸排布开来，在潮头来前，让兵士在潮水上一会儿展旗，一会儿舞刀，一会儿弄枪。他们蹈潮水如履平地的水中武术，丝豪不亚于伎艺人表演的水傀儡、水戏……

特别是水军船只，重演了比金明池更盛大的水战：数百艨艟，互相追逐，火箭群飞，阵阵轰响，试炮放烟，云火四起，满江迷，“敌舟”荡逝……这样的一场水战，消耗资金甚巨，全由南宋政府承担。

临安市民则承担犒赏表演归来的弄潮者的费用，既使不富裕的市民，也要端出丰盛的酒肉……每当弄潮者入城之时，也是整个城市沸腾之际，弄潮者高扬着手中未被潮水沾湿的旗帜，向市民们夸能，市民们也向弄潮者报以欢呼和鼓乐。在市民心目中，弄潮者是最有资格享受“最勇敢和最幸福的人”这一称誉的。